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殇思: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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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6 11:53:53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
  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然而,岁月的皱纹常常默默无情地淹没历史的刀痕。
  “甲午战争”,对今天不少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
  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它总是以自己的逻辑给未来以深邃的启迪。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人,能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生发几多感慨,获得几多启悟、几多忧思、几多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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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木 查看楼层

本帖最后由 子木 于 2014-3-21 15:29 编辑 勇敢の心 发表于 2014-1-6 11:53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  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 ... 资料图片:1895年1月,日军在荣成湾登陆。 资料图片:19世纪后期的清军虽然装备了部分先进武器,但从组织形态而言仍是一支旧式军队。 资料图片:邓世昌率领爱国官兵英勇杀敌的雕塑。  晚清的镜鉴 ——深化军队改革视域中的晚清军事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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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6 11:55:54 |显示全部楼层
勇敢の心 发表于 2014-1-6 11:53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
  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 ...

民族痛与中国梦
  “历史上每次大的海战,都将决定两个国家的命运”。

公元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大海战,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打败海上霸主的“无敌舰队”,一跃成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而西班牙从此一蹶不振。萨拉米斯海战之于波斯和希腊,阿克兴海战之于罗马和埃及,对交战国的前途命运都曾产生决定性影响。

1894年7月25日,日军以偷袭大清帝国运兵舰队为发端,不宣而战,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华战争。

从丰岛海战到鸭绿江溃败,从大连陷落到旅顺屠城,从大东沟决战到威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再到《马关条约》的签订,最后以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赔偿2.3亿两白银而告终。这笔巨大的赔款,相当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

民之痛,国之殇。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成为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战争的结局置换了日本和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本靠强索中国的巨额赔偿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而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可谓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正如一贯谴责列强侵华的恩格斯1894年11月深刻指出的:“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帝国以致命的打击。”

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进程。《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而引起外国殖民者新一轮瓜分中国的高潮。

甲午战争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战争的失败,无情地证明了此前“洋务运动”的图强求富,不过是暂时延缓了大清帝国的寿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在海上飘摇的舰船,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跌入历史的谷底。

甲午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遭此奇耻大辱,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梁启超对此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甲午战争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进一步唤醒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哭泣、悲歌、呐喊和抗争中,孙中山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振兴中华!”从此,“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爱国者梦寐以求的宏伟理想。

一次次的失败和痛苦,急切呼唤新的“主义”、新的政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赢得民族的解放、独立和尊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首甲午,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亚洲政治格局和世界发展的进程,直到今天仍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

170多年灾难深重的近代遭遇,为我们提供了沉重的历史警示。习主席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反映了几代中国人百年夙愿和共同心声,展现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要看到,两个甲子之后的世界复杂多变,我国周边仍不安宁,东海、南海依旧风云诡谲、波叠浪涌,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窃取的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屡起争端的外交问题。今天怎样防止甲午战争的悲剧重演?中国梦、强军梦的愿景能不能实现?面对这一沉甸甸的考问,我们理应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与民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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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の心 发表于 2014-1-6 11:53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
  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 ...

忧患与担当——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
  1886年12月,英国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北洋水师打造的新型巡洋舰“靖远号”下水,按惯例新舰下水需演奏国歌,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国歌,英国人信手拈来了一首古老的民谣——“妈妈好糊涂”,不幸竟一语成谶!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大清帝国正处于史称“同光中兴”的“太平盛世”。“洋务运动”造成的繁荣表象,使清廷当局沉浸在感觉良好的“糊涂”状态。

其实,“盛世”“中兴”的背后,潜伏着种种杀机。战争的胜败,实际上是在战前决定的。

19世纪中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并毫不掩饰要发动一场“征讨清国”“扬威海外”的侵华战争。

一场注定要爆发的大战已经危在旦夕,而沉醉在“海宇升平”荣光中的清廷大员却熟视无睹,“不以倭人为意”。

《盛世危言》《上大清皇帝书》之类的呐喊,远不如洋务佣金、卖官鬻爵、万寿庆典那样实惠诱人。直至日军攻陷大连、旅顺,北京城仍鼓乐连天,弦歌悠扬。慈禧太后甚至扬言:“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彼终身不欢。”掌持军务和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则始终抱着醉心于求和的态度,“初冀俄国胁和,继谋英国劝和”,后到“马关乞和”……  

殊不知,和平是乞求不来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中国的千年古训,与古罗马谚语“要想得到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说的是同一道理。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从“文景之治”到“七国之乱”,从“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直至这次从“同光中兴”到大清衰亡,古今中外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太平盛世,并非意味着永享太平;战争的潜力,不等于战争的能力;和平的愿望,更不等于和平的现实。有无强烈的忧患意识,往往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承平日久,一个民族最难维系的是忧患意识,一支军队最难做到的是居安思危。败战、亡国,常常并非因为对手有多强大,而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麻痹、懈怠,自己打败了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挑战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陶醉,因为这种麻木可以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堕入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惟有发扬居安思危、忧患在先的精神,时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方能“弭战患于未萌”“保和平之长久”。

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导致军事上糊里糊涂吃败仗;思想上的忧患,源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没有责任感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没有使命感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尽管今天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但铸剑为犁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我们热爱和平,向往和平,但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始终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历史没有后悔药,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需要强化使命和担当意识。“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当代中国军人必须彻底摒弃和平麻痹思想,在心里刻上“定远”的铁锚,以民族和国家大业为重,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念,千万不可用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

只有我们拥有了任何人都不敢觊觎的意志和力量,战争才会真正远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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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の心 发表于 2014-1-6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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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与观念——思想观念落后也要挨打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

实际上,当时清政府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中国的GDP是日本的9倍;从军力比较,中国舰队总体上略占优势,“定远”“镇远”堪称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铁甲利器,虽然日舰的船速较快,但优势并不像一些人形容的那样大,绝无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般悬殊。

应当说,思想观念的落后、军事理念的陈旧,才是导致“天朝上国”一败涂地的一个“致命伤”。

甲午战争,是“人类历史第一次以蒸汽为动力的铁甲舰队所进行的一场大海战”。

十九世纪堪称一个海洋的世纪,制海权成为造就现代大国兴衰的重要杠杆。美国人马汉提出的海权概念震动了世界,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而称霸全球,日本则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而中国只是视海洋为单纯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尤其是甲午战争的最后也是关键阶段,北洋水师“株守军港”不敢出海,这无异于搁浅的鲸鱼坐以待毙,至多也是将一群活舰当作死炮台作了有限的抵抗。

美国知名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考察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海战,发现中俄两国的新型战舰都比日本多,但都将其与旧式战舰混编在了一起,使得新型战舰根本无法发挥威力,结果都败于貌似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

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悬殊比分惨败呢?”

一个对海洋陌生的国家和民族,可以买来世界上优良的战舰,却买不来海洋意识和海战理论。清军虽然装备了现代化海军装备,但依然固守“弓马平天下”的传统观念和祖上传下来的“作战成法”,未能形成足以与列强抗衡的新质战斗力,充其量不过是拿着一些洋武器的旧式军队,最终不得不吞下令人铭心刻骨的战败苦果,使一个诞生过《孙子兵法》的国度千载蒙羞。

由此可见,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高度概括的集合命题和判断。即使经济、军事实力不落后,思想观念、军事理念落后也照样挨打。

甲午海战,从反面演绎了“器”与“道”的古老哲学命题。人,永远是战斗力中最活跃最基本的因素。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任何武器的效用都要通过人去实现。在信息化、网络化席卷全球的今天,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战斗力生成模式深刻嬗变,新型作战力量不断涌现,这对人的思想观念更新、军事理念和战略战术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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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の心 发表于 2014-1-6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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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与战斗力——锻造永不卷刃的“精神刀锋”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战争既是武器和战术的对抗,也是作风和精神的较量。

曾有文章考证,一度相传的清军舰炮晾晒衣物,并无事实根据。但多种资料表明,北洋水师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受没落王朝腐朽颓废之风浸淫,确实军风败坏,弊端丛生。士兵“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平居烟酒淫赌,沉溺往返”,甚至管带也侧身其间,大敌当前而“逐声妓未归”。演习训练则虚应故事,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齐,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自己,欺骗许多人,却无法欺骗自己的敌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实有土沙、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尽管北洋海军中邓世昌、林永生等官兵浴血奋战,实践了“与军舰共存亡”的诺言,但总体上这支新式军队,与文恬武嬉的八旗绿营腐败军风相差无几,无法经受实战的检验。

“作风就是战斗力”,徐向前元帅的这句名言,其实是古往今来的一条铁律。战争实践反复证明,优良作风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在斧钺捉对、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对军队来说,优良作风就是锐不可当的气势,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气概。一支精神委靡、作风涣散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不可能打胜仗的。

战争最终检验、证明一支军队。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我军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80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作风优良是重要法宝和根本保证。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

强军必须强作风,兴军必须兴作风。人民军队在强军兴军征程中,把作风建设作为“生命工程”来对待,作为“胜利之源”来维护,锻造克敌制胜的“精神刀锋”,弘扬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战斗精神和战斗作风,这是历史的昭示,更是时代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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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与现代化——在突破体制机制痼疾和利益固化藩篱中前行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探寻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玄机。

龙跃在渊,革故鼎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和军事变革。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为了“自强”,先后创建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厂,建立军事学堂,编设防军和练军,发展新式海军,编练新式陆军,这场变革“仿效西法”虽取得一时成就,但“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自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洋务运动”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当年李鸿章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思想主导下,“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装备,但由于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试图通过小修小补解决问题,使得社会和军队组织体制机制的改进甚微,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而且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甚至海军建设本身最后也成了利益分赃。晚清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皆以自己固有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了变革图强之大义,实际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舰队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甲午战败之后激起的一场新的“戊戌变法”运动,也在旧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极力反对、抵制、绞杀下,前后仅百余日便告破产。

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它醒了,但过了一阵,却看它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正如百川东去,历史总是在变革中迸发前行的力量。而变革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相互激荡。

绵延35年的“洋务运动”,已经化为历史的烟云。国运沧桑,甲子轮回。今天,历经35载的改革开放,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上。

回眸历史可以发现,任何改革创新,都不可避免地冲击既定规则,触及既得利益。而体制机制的障碍,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往往会成为变革中难以解开的死结。在近代社会、军事变革中,中国错失了一次次良机,酿成了一次次历史悲剧。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独行,才弥足珍贵”。今天的改革,无论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是体制机制的转型,都是硬骨头,都要涉险滩。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们利益越来越多样化,任何一项改革都很难满足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打破,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全面深化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新篇章。

逝者已往矣,来者犹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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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年反思120年前甲午之败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金一南 少将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首当其冲的是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一切后果由此漫延扩展。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三千万两。满清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三千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一亿两上下。

这是一支在危机面前完全可以一战的舰队。其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舰队官兵在文化素质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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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一场日本精心谋划的侵华战争

 

日本海军“松岛”号巡洋舰。为对付中国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及其配备的305毫米主炮,日本海军处心积虑,专门设计了该型军舰。“松岛”号的排水量刚刚超过“定远”舰一半,但主炮口径却达到320毫米,以压倒“定远”舰。(资料图)

参考消息网3月11日报道 19世纪中叶是东亚地缘政治大变局的时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遭到来自海上西方国家的挑战而开始近代化改革,但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暴露,是一场精心谋划、准备和实施的侵华战争。
确立“大陆政策”——北上南下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当中国遭受鸦片战争厄运的时候,日本也在1853年被迫开国。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陆地狭小,资源匮乏,危机感更强。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后便发布了《御笔信》,确立“大陆政策”。明治这一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征服中国大陆,其方向有二:一是向北,越过朝鲜海峡“征韩”,继而进入中国东北、华北和进一步觊觎俄远东地区;二是向南,越过琉球进犯台湾,以台湾为跳板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进一步征服吕宋(今菲律宾)等南洋诸国。 1873年,日本借交换中日条约批准书之机,派使者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来华“访问”,而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弄清中国与朝鲜的确切关系,以便向朝鲜敲门;同时亦为刺探中国对琉球的立场,为进一步吞并琉球和谋取台湾做准备。从此,日本开始在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吞并琉球。琉球从14世纪起接受中国明朝皇帝的册封,建立了藩属关系。17世纪初日本染指琉球,迫使琉球同时藩属日本。1872年日本单方面宣布琉球国属于日本,1875年废止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79年改琉球国为冲绳县,将距离日本最近的岛国琉球侵吞。侵略台湾。1874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最后,经英、美、法调停,中日签订《台事专条》,日本写入此次侵台是“保民义举”的字眼,精心设计了让中国实际承认琉球属于日本的阴谋,并向中国索取50万两白银而撤兵。进犯朝鲜。1874年日本退出台湾,第二年便派出军舰“云扬”号北上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逼迫朝鲜签署《江华条约》向日本开国。1882年和1884年,日本借朝鲜的“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两次登陆朝鲜干涉其内政,结果都被中国迅速派出的陆、海军慑止。但日本先后通过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汉城条约》,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在朝驻兵权利;1885年,日本利用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的机会,又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向朝鲜派兵和撤兵权利,为9年后日本出兵朝鲜、挑起甲午战争创造了条件。
制定作战构想——剑指中国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提出了《清国征讨策案》。该文件对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防御部署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评估,提出日本应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争取在中国尚弱之时加以攻击。具体作战计划是,以日本海军击败中国海军,并由海军掩护陆军8个师团远征中国,其中6个师团在中国北方的直隶湾登陆,2个师团进入长江攻占沿岸要冲之地,最终实现攻陷北京、擒拿清帝、使中国乞降于阵前的目的。《清国征讨策案》特别指出了海军的作用,认为对中国的战争,“压制其海上为第一步”。《清国征讨策案》对中国海军现状做了分析,指出中国本有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4支水师,但福建水师已在中法战争中遭到重创,广东水师虽有数十艘舰船,但基本上都是木造脆弱之军舰,所以中国可出海作战者唯有南北两洋的军舰。日本要在5年后进攻中国,就要使用最大限度之财力扩充海军。日本参谋本部对小川又次拟定的《清国征讨策案》极为重视。海军随即拟定了6份作战计划,提出海军在对华作战中主要任务有三:一是与北洋舰队决斗,将其击溃,以保证陆军在直隶湾登陆的安全;二是攻占旅顺和威海,以之为海军之前进根据地;三是选择进攻北京之登陆地点,掩护陆军渡海及登陆。由此可见,至188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目标明确,进攻中国的作战构想已经非常完整、具体,最终目标显然是灭亡中国。
开动战争机器——扩军备战
在日本整个扩军备战中,其近代化海军发展占据重要地位。1886年后,日本海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明治天皇颁布海军条例,规定了军区、军港和镇守府的基本职责,海军编为常备的大舰队、中舰队和小舰队。明治天皇发出号召,以皇室捐款、大臣捐薪、发行公债等方式集资,高薪聘请法国著名舰船设计师设计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型军舰,并在国内和国外同时造舰,“松岛”等“三景舰”就是这时制造的。1890年,日本又提出海军扩张案,先后购买和制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4160吨的“吉野”、3172吨的“秋津洲”等3艘新式巡洋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速度达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在指挥军官的培养方面,日本从1869年开始建立海军兵学校培养海军初级军官,后发展为江田岛海军学校,到1894年共有21期学生毕业,其中700人参加了甲午战争。1888年又在东京建立海军大学,培养高级参谋指挥人才,并有大量海军留学生留学欧美。此外,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后,还启动了情报战,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在中国建立了诸如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间谍机构。这些日本间谍穿着中国服装,说着一口流利汉语,扮成洋行职员、游学者、商贩、僧人、农民、渔民、船夫、工役、乞丐等各种身份的中国人,侦察搜集各种情报,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几乎无所不包。进入1894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此时日本陆军能够出国作战的机动兵力已有7个野战师团12万多人;海军共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1万余吨。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天皇直接统辖的、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参谋次长为陆军参谋官、海军军令部长为海军参谋官的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至此,日本完成了对华战争的所有军事准备。
无视国际公法——挑起战争
1894年春天,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3日,朝鲜李氏王朝请求中国派兵助剿。清廷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照会日本政府,说明中国派兵是应朝鲜政府请求,属于“保护属邦旧例”。此前,日本居心叵测地多次通过外交途径怂恿中国尽快出兵,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廷竟轻信了日本的保证,毫无顾虑地钻进了圈套。6月4日晨,北洋海军“济远”、“扬威”两舰赶赴仁川;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000余淮军渡海前往朝鲜牙山。当叶志超、聂士成所部清军于6月12日在朝鲜半岛牙山湾完成登陆时,日军先遣队和8艘军舰也已进抵朝鲜,7000余人的混成旅团开始登陆仁川。事实上,此时朝鲜形势已经趋缓,当中国提出按照《天津条约》双方撤兵时却被日本拒绝。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公开承认他就是“想借此好题目”,如果不能协调双方关系,便“索性促其彻底决裂”。 7月17日,日本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战争。7月21日,中国向朝鲜牙山的增兵计划开始实施,清政府仍以为日本不会挑起战争,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出于安全考虑,中国雇佣了英国公司的“爱仁”、“高升”、“飞鲸”3艘商船运兵,认为这至少可以让日本顾忌“万国公例”而不敢擅自攻击。22日,北洋海军3艘军舰奉命从威海出发驶向牙山护航。然而,日本通过在华间谍系统获取了中国向朝鲜牙山运兵和护航的详细计划。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起航前往牙山。7月25日,双方军舰在朝鲜丰岛海域相遇,早有准备的日本海军完全不理睬什么“万国公例”,发动突然袭击,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日本海军不但攻击军舰,而且不顾英籍商船“高升”号船长的一再交涉,击沉了“高升”号,并对落水者痛下杀手,使870名清军葬身大海。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
调整作战计划——陆海并进
甲午战争有陆海两个战场,这是因为日本的既定作战计划是进犯中国领土,在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侵略乃至灭亡中国。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陆海并进、协同作战。日本在发动丰岛海战的同时,登陆朝鲜的日陆军第一军也积极进攻,占领牙山,夺取成欢,将入朝清军聂士成部和叶志超部全部压缩到平壤。丰岛海战后,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西海岸搜索北洋海军,寻找主力决战的机会,以取得黄海制海权,但一直到8月中旬始终不见北洋海军踪迹。日军大本营决定调整投送陆军在直隶湾大举登陆的原计划,首先发动平壤战役,占领朝鲜全境,然后进攻中国本土。终于,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遭遇北洋舰队主力,遂进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部蒸汽动力舰队对阵的黄海海战,整个海战长达5个小时。北洋海军5舰沉毁、4舰受伤。日本联合舰队4舰重伤,却未沉一舰。黄海海战后,日本陆军第一军占领了朝鲜全境,但日本海军并没有完全实现消灭北洋海军、取得黄海制海权的目标,“定远”、“镇远”铁甲巨舰对其下一步实现运兵渤海湾、登陆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的计划仍构成威胁。日军大本营决定发动辽东半岛战役,具体计划是:陆军第一军从朝鲜过鸭绿江,新编陆军第二军共约2.4万余人由联合舰队护送登陆花园口,两军由陆路和海路同时入侵中国本土。结果,其陆海两路全部实现作战计划,日军攻陷旅顺,连续4天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辽东半岛战役后已进入隆冬。日军大本营再次调整作战计划,组建山东作战军,在荣成湾登陆,从后路包抄,而联合舰队在海上协同作战,进攻威海,目标是彻底消灭北洋海军。日军再次实现了山东半岛的作战计划,与日本联合舰队形成陆海夹击,最后将北洋海军围困在刘公岛军港,全军覆灭。 1895年4月,中日签署《马关条约》,日本获得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并侵吞了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精心谋划、准备和实施的一场非正义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从此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起点。今天,安倍政府不断无中生有制造事端,渲染“中国威胁论”,将40多年来两国修复关系的努力归零,并企图抛弃日本和平宪法,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值甲午120周年,不能不倍加引起人们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老路的担心和警惕。(作者系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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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の心 发表于 2014-1-6 11:53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  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 ...
皮明勇: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

 
在甲午战争中,相对于中国的一盘散沙,日本表现出“举国一战”的决心。1894年9月,明治天皇将日军大本营迁至距离中国较近的广岛。图为当时的广岛日军大本营。(资料图)

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常常是“润物细无声”。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至于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他们还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都有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杨杰将军一语中的:“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
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没有国家与有国家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一句话,就是心里有国家。国民意识建立在国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确立上,建立在国民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国民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当战争威胁来临之际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化育官兵、激励官兵、震慑敌人、瓦解敌人的实质性作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1879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日本的商人们,日本的工匠们,其他士族们,医生、船夫、脚夫、猎手、卖糖小贩们,乳母们,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们,大家联合起来!”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罢,歌曲也罢,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且走向极端,完成了它的战争动员,固结了它的战争意志,增强了它的战争支撑力。可以说,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做到了举“国内全体之力”、“日本全国之力”、“整个国家之力”、“统一和睦之力”。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还没有兴起,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状态,“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战前日军间谍在多次现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场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战争观念比拼,和平主义不敌尚武主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战争,对军事暴力从根本上抱持什么态度?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有不同的战争观,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军事活动和战争行为模式。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形成很早,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特征,强调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对战争暴力持一种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给历史上那些曾经深入过中国社会或对中国封建社会有过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将南宋度宗皇帝描绘成“和平和正义之友”,说他“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训练”。可以说,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建立在对人类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较高发展水平。然而必须看到,传统的和平主义存在明显功能缺失。由于它在价值观念上对战争暴力持一种否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出于和平主义观念对武力的排斥,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药”的理论。明太祖朱元璋说:“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认为军队和战争就好比毒药,只有当国家和社会有病之时才迫不得已用它来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后便不再需要它,甚至连“药罐子”都要扔掉。这种观念显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准备的积极性,影响人们设计战争、参与战争的主动性。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清朝上下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都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倾向,总是在被动应付,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无疑是与“吃药军事文化”分不开的。日本军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响,在近代受西方列强的刺激,迅速地演变成军国主义,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这种战争观相对于中国的和平主义战争观,一方面要血腥得多,另一方面也强劲得多。甲午战争使中日两种不同战争观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国的战争文化面对日本武士道式的横蛮,它的无助无力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战场的官兵还是后方的民众都没有从自己的战争文化中找到精神动力。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却被它的战争文化鼓动得众情激愤。为了进行战争鼓动,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他将此役定性为“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极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谓时代理念依据和心理解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所顾忌。值得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基于不同战争观,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后果十分严重。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让一个美好的价值取向同时成为有用有力的东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始终充满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时积极开放接纳世界?历史留给我们严肃的考题。
海洋观念比拼,消极“海防”难敌积极“海权”
在决定一个国家“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观念同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别作为大陆濒海国家和海岛国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情感明显不同,处理涉海事务的态度和原则也大相径庭,核心是海权意识强弱悬殊。这种认知和情感、态度和原则,直接作用于两国的海军建设,也深刻影响到两国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指导。以全球的眼光看,陆地和海洋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是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客观条件。从地理条件上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兼备国家,西南高山屏障,北面大漠阻隔,东南濒临大海,中间平原辽阔。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高度发达。中国古人利用大陆资源就能够生活得比较好,缺乏向海外进行贸易、争取域外资源的动力。中国这样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在很长时间里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历代中原王朝修筑长城,都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从中国历史的整个发展脉络可以看得出,中原王朝对外的主要战略方向在北边,基本任务是防范游牧民族的南侵。以“长时段”进行观察,中国历史的重心经历过前后两个大的变化。唐朝以前,是“东西轴心”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戏,总体上都是在黄河一线展开。从先秦一直到唐朝,基本的对抗是东部与西部势力顺着黄河的对抗,最后谁能够控制关中,谁就能够得到天下。进入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的历史重心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进入“南北轴心”时代。这个新的轴心就是京杭大运河,各种力量顺着它南北对抗。一直到清朝前期,这种格局和特性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战争都是在南边与北边力量之间展开。合起来看,无论是“东西轴心”时代还是“南北轴心”时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重心都在内陆,都没有转移到海边,更没有拓展到海上。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此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是面向大陆背向海洋。历朝统治者对海洋茫然无知,普通民众对海洋漠然以对,整个民族严重缺乏海洋意识。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在受到西方列强侵逼的情况下,仍然海权观念淡薄,把海权问题矮化成“海防”问题,使海洋的通达性、海军的机动性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黑格尔曾站在欧洲远远地观察中国,得出这样结论:“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虽然它紧邻中国、远离欧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岛国的基本属性使它在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后,越来越愿意将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特别是迅速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到甲午战争前夕,在日本海军部和内阁,对海权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提出重视海权的主张得到认同。山本权兵卫说:“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疆之邦……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从日军所拟制甲午战争作战计划看,它完全是围绕攻击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行的,以海权的得失决定其他作战行动。从两军作战的实际情况看,确实是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动权。
科技意识比拼,守成与创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科学技术能够物化为武器装备,科技意识则直接关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一个国家科技意识的强弱,最终会通过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将自己的影响投射到战场上。在这方面,甲午战争提供给我们的仍然是深刻教训。中华文化重道轻器,在总体上是缺乏科技意识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举三个典型事例。第一件事发生在1793年。当时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热气球等。马戛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可以打动中国君臣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演时,“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对英国人送的火炮和炮弹,清朝君臣们也不屑一顾,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而未曾使用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损,英军又将它们重新运回伦敦。要知道,英国军队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枪、望远镜和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的物品是基本相同的。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清军火炮技术失传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开花炮弹的国家(15世纪后半期)。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竟然都闹了不知道开花弹技术的大笑话。当林则徐好不容易了解到英军的开花弹技术时,便急忙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和仿制。一项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发明,却在时隔三个世纪后由中国人第二次从西方引进,而当事者竟为之欣喜不已。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朝所遗开花炮弹的实物,不禁恍然大悟,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第三个事例,讲的是清初火器专家戴梓的故事。戴梓发明了一种连珠铳,也可以叫连珠炮,据记载铳背装有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有人称之为早期的机关枪,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武器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可悲可叹的是,当他将连珠铳造出来后,却不敢献给政府,更不敢让清军使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有人斥责他: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武器杀伤力太大,传出去你的子孙一个都留不下。其结果,这个连珠铳就真的没有流传下来。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压抑技术发展的例子。知道了这些事例,我们就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技术和装备上便都止步不前,不几年就被日本海军赶超,形成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都不如日军的严重局面。反思甲午战争,到底是什么在触动我们的神经,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战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更深层次的较量。文化的自觉是根本性的自觉!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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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の心 发表于 2014-1-6 11:53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  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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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中国军人更不应该忘记!今年又逢甲午,面对日本挑衅频出,中日纷争不断,战鼓由远及近,我们有必要回望当年那场海战,思考一个东方大国海军何以殒殁黄海,导致中国由此衰弱至历史谷底?而那时人所称“蕞尔小国”又何以由此步步紧逼,一再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天,我们能否以史无前例的革新进取精神戮力强军,真正穿越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强国强军道路上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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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历史积弊阻碍中国强国强军
1867年,时为曾国藩幕客,极力推动曾国藩兴办洋务、强国强军的赵烈文,私下推断大清国不出50年就会灭亡。曾国藩听了,无奈叹道“我日夜望早死”。他不愿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1894年,大清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外来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赵烈文凭什么推断大清国很快会亡?他看到了什么?甲午战败为什么在国内引起比当年鸦片战争还大的震动?中国人反思、省察到了什么? 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凡30年兴办洋务、致力强国强军的种种努力彻底失败。它以最冷酷的现实,集中暴露出大清国外强中干的极度虚弱性,暴露出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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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层“改革惰性”。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交谈,他对日本想与东亚传统决裂表示不解,认为日本人以西装换掉古老民族服装是不敬祖先。森有礼却说:“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服比自己原来的穿着要好。”这场关于服装的辩论,反映了两国改革者完全不同的变革取向:森有礼主张变革必须彻底;而李鸿章则坚持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说中国决不推行日本式改革,决不用欧俗,只是认为“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无疑,“中体西用”嫁接,是一种极不彻底的改革。中国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其说为强国强军提供了一定空间,毋宁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派的不利处境,反映了清廷上层反对、拖延全面改革势力的强大。

后者政治上极端反动,思想上极度保守落后。当改革与旧制稍有冲触,大小保守派官僚、文人便一拥而上,斥之“以夷变夏”、“乱臣贼子”、“汉奸卖国”。上层极度缺乏改革共识,使最高当局在看待改革问题上,总体呈现出一种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一再拖延的“改革惰性”。这种惰性,致使发展“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的工商实业步履维艰,体制变革一误再误。李鸿章虽然组建起亚洲最大、装备先进的北洋舰队,但是,其它配套军事管理体制、作战思想、训练方式等,却远远没有跟上。对此,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早已全盘掌握,并以此为重要依据加紧筹划对中国开战。

 第二,国民“一盘散沙”。传统中国,朝廷为树立君父权威,建构了一种家(老百姓)对国承担单向伦理义务的社会治理体系。因而,从传统中国历史看,由爱家到爱国,对于百姓来说,存在着一个巨大逻辑断裂:以一姓之家压万姓之家,二者多数情况下互为异己,老百姓的家与一姓王国除了伦理关联,很少有实质性的权益关联,无法结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国破未必(老百姓的)家亡,只是更换王朝姓氏而已,民众不存在把国(朝廷)作为自身利益代表来热爱和捍卫的必然性。这就决定了传统中国内在地存在一种政治性、体制性涣散。

若非遇到巨大的国破家亡危机,人们的精神旅途通常归于家而终止,民族魂消散在家的细胞中,无法上升为整体国家民族精神。 清朝晚期,由上述家国关系内在断裂决定的国民“一盘散沙”局面更加突出。表现在军队中,将领不负责任,严重腐败,基层官兵厌战怯战,战场上临阵脱逃现象十分普遍,充分暴露出体制性涣散对军队作战造成的严重后果。

第三,文化“积弊难返”。清帝国后期,不论国家还是军队,转型变革至少面临三大阻力:一是思维定式。清廷上下,以习惯、常识、经验等为基本要素的思维定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方式,如固守冷兵器时代“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的训练、作战方式,无视新式热兵器对改进训练和作战样式的新要求,成为影响清军包括北洋海军军事理论、训练作战、风纪管理的重要文化模式。二是“潜规则”。

无孔不入的人情交往模式,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关系网”、“人情网”、“小圈子”,致使用人上不正之风盛行。比如,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统帅时,国内海军军官学堂已毕业几届学生,首届赴英国海军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但这些人都被他排除在统帅人选之外,而丁汝昌虽然出身陆军,不懂海战,却被选任为舰队司令官。其中原因,不外乎丁出身淮军,与李同乡,对李唯命是从而已。丁不谙航事,导致海军训练针对性、实战性不强,在甲午海战中付出惨痛代价。三是部门利益。如有些军中后勤保障部门权力过大,又缺乏相应制约,随意压减、扣发前线部队军饷和弹药。甲午海战中,有的军舰严重缺乏炮弹,只好用训练弹向敌舰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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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3 22:16:17 |显示全部楼层
勇敢の心 发表于 2014-1-6 11:53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   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 ...
甲午战争前日军“高千穗”号巡洋舰官兵与主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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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3 22:16:35 |显示全部楼层
以史无前例的革新精神戮力进取 今天,当我们回顾120年前那场战争,我们毫不讳言,有一系列历史障壁,导致甲午海战失败于无形,羁绊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的脚步。当代中国,尽管从很多角度看,早已不是过去之中国,但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消极因素,仍然死而未僵,影响着我们追求强国梦、强军梦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如何以“阐旧邦以辅新命”的精神,走出一条穿越历史迷雾的强国强军道路,仍然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其一,关键在于消除信息社会“时代差”。这个时代差不仅是武器装备的“代差”,而是一个大的社会时代差。一支军队,如果整体上落后于时代基准,如当年大清国军队,即使有一些工业时代的武器装备,必然要打败仗。近几十年,我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撒手锏武器装备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却仍未能摆脱外部压力、战争威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军整体信息化水平落后于时代基准。21世纪,在追求“全谱优势”、“全球即时打击”的态势下,军队达不到信息化时代基准要求,威胁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因此,对于我军来说,重要的不单是在某种关键武器装备上补级差、补代差,而要在整体上消除信息化这个时代差,从而在思想观念、管理方式、训练和作战样式等方面全面跨入信息时代,形成敌人无法压制的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和整体交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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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3 22:16:46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处理好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战略的权重关系。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中,无一例外要受到周边或域外大国围堵与遏制;无一例外会面临一个重大战略抉择,即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二者的权重关系?当年,中国洋务运动也受到日本忌惮,后者不惜几十年坚持不懈地筹谋策动,阴谋通过战争来破坏、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而甲午战争恰恰达成了这样一个战略企图。 今天,美、日等国甚至一些周边小国,纷纷从陆地、海洋等方向危害、蚕食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特别是日本安倍政府,为二战军国主义招魂,频频挑衅中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这警示中国——中国的和平崛起,再也绕不过军事上面临的挑战。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与军事发展战略的关系,既要防止军事发展战略超越国家发展战略,又要积极作为,随时准备以一两场阶段性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来支撑国家长远发展。因此,决不能把牺牲“军事上适当有所作为”,作为换取“和平发展形象”的代价。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建设一支与国相称、拥有远程战略打击力量的强大军队,不仅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而且能让战争的策源地也成为战场,彻底改变近代以后侵略战争发动国后方总是安全的这一历史。以此有效遏制战争,维护和平,必然成为我们实现强国梦的重大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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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3 22:16:56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打通家与国内在联结,夯实强国强军根基。历史证明,只有把民众之忧视为大者,国之忧才能有人民为之忧;只有把执政目标契合到人民的诉求、需要之中,才会有天下“匹夫”甘心与之共担“兴亡”之责。今天,我们把“人民梦”与“中国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就是以此整合、优化当代中国家国关系,从公民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视角出发,建立基于权益共享、真正保障公民权利的家国共同体,进一步从根本上弥平传统中国家与国、保家与卫国的权益鸿沟,由此奠定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外来风险、挑战和不测事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社会基础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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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3 22:17:03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以前无古人的军事变革及其成果支撑国家现代化。近代中国军事严重落后于西方,当西方军事完成了从“农业-军事体制”向“工业-军事体制”和“商业-军事体制”转变后,中国军事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军事体制”上。不仅如此,就连军事领域里的“人”,也仍然是一群“传统人”,演出了“马拉火车”的历史荒诞剧,产生出北洋舰队这样一个由小农经济与工业兵器结合的现代化畸形儿。今天,在军事发展问题上,如果人本身的现代化问题不解决,仍然可能出现“传统人”扭曲现代体制机制,抑制先进装备技术效能的“英格尔斯效应”问题。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弥平人的差距,推动人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能力全面向信息化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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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3 22:17:10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表明,和平发展期不应是军事发展的停顿期。军事现代化是军事发展连续性积累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军队外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人力等要素,以及军队内部人员、装备技术、体制编制、军事思想等要素实现“连续整合”,推动军事顺利实现向现代“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混合式三级跳”,这注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军事变革。在甲午海战落幕120周年后的今天,只有以前无古人的决心、勇气和意志,穿越面前一道道无形的历史障壁,在推进这场伟大变革中建立起无坚不摧的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才能有力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国防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 郭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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