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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 有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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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戴旭《《走在战争前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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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3 10:18:58 |显示全部楼层
军报整版刊发戴旭文章《走在战争前面》(2015-06-08),对近代以来大国军事兴衰的文化反思,其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本文以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认识论,对准确把握军事发展的规律和我军改革创新的原则和目标提出几点哲学思考。
1、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
物质是第一性的,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这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点。在军事改革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也必定是作战方法上每次新的改革的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戴旭提出“思想是历史的脉动”,“思想则引领时代发展”; “以思想的威力真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留给当代世界军事史独一无二的伟大遗产”;“美国有物质原子弹,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原子弹才是让日本军国主义陷入绝境的关键性武器”。这些观点违背历史唯物论,也不符合战争历史的实际。毛泽东《论持久战》详尽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没有提“思想的威力”、“精神原子弹”。伟大遗产云云也是无稽之谈。
战争历史表明,马镫的发明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滑膛枪安装刺刀结束了长矛兵的历史,连发速射的机枪使曾经驰骋沙场的骑兵一蹶不振。坦克的出现压制了机枪,机械化摩托化是大兵团闪击战的基础。战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克劳塞维茨)。经济对军队的发展、作战方法的演变、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起着决定性作用。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实行暴力必须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社会的生产为基础,所以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我们的军事改革创新,必须从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出发,否则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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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5 06:53:06 |显示全部楼层
西山隐士 发表于 2016-5-13 10:18
军报整版刊发戴旭文章《走在战争前面》(2015-06-08),对近代以来大国军事兴衰的文化反思,其中有些观点值 ...

2、历史借鉴与现实考察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研究和借鉴历史,只有站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全面占有资料,深入分析史实,总结长时段的历史走向变化,揭示其内在发展的规律,才有借鉴意义。个别事例个别人物,只能反映为人处事的得失。任意裁剪历史得出支离破碎的观点,没有认识价值。
戴旭推崇的普鲁士军事改革和崛起,是在释放农奴公民参政社会转型,和铁路、电报、新式线膛枪的应用基础上实现的。只看到建立总参谋部、军队是“全民学习作战的学校”等具体举措,是舍本逐末。恩格斯指出,普鲁士的兵役制度远不是完善的。美国军事理论家厄普顿也一度盲目崇拜普鲁士军事改革,提出美国军队要“德意志化”,经过实践认识到普鲁士模式根本不适合美国国情。时至今日,更无借鉴意义。
借鉴历史,必须占有详尽准确的历史资料。以偏概全,以讹传讹,没有可信性。戴旭反复强调“晚清中国GDP约占世界1/3,人口、兵员数量为世界之最,并一度购得大量先进武器且开始改革开放,但空有纵横世界的物质力量,最终只留下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这不符合历史实际。所谓中国GDP约占世界1/3,是英国一个教授说 “中国清朝康乾盛世的1750年,GDP占世界总量的32%”。 康乾盛世不是晚清。晚清财政收入不过9000万两白银,与同期日本财政收入相当,比同期英国2.7亿两白银、美国15亿两白银,相差甚远。晚清国库空虚,多省发生天灾出现人吃人惨剧,朝廷拿不出大笔救灾款。自顾不暇,还谈什么世界之最,纵横世界的物质力量?
战略不是天才统帅的自由创造,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交通状况等经济基础。戴旭说“晚清中国与初兴美国后来的发展曲线,其实就是两个国家战略家的视线”;奕和李鸿章等洋务运动的操盘手念叨的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而同时代的西奥多•罗斯福却看到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必须“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晚清根本没有纵横世界的物质力量,怎么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任总统,晚于奕和李鸿章一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外国使节说清朝“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大清是个泥足巨人,不堪一击”。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开设新式学校,兴办工业包括军事工业,不失为符合国情的救国之策。李鸿章主张“外需和戎,内需变法”,提出“练兵以制器为先”,加强“海防”,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这是有战略眼光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己也不知彼,必败无疑。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晚清仍沉迷中央天朝帝国,蛮夷万邦来贺,盲目轻敌。有的将领愚昧颟顸,认为“英军舰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传令“遍收妇女溺器”对敌舰以破邪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道光皇帝还传旨“谅将军等必能尅期进剿,扬我国威,断不令该夷扬帆远遁”。浙江巡抚刘韵珂“亲率各兵,再三激励,于战守之法,实已曲尽无遗”,最后认识到英军“盖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是清廷的替罪羔羊,他在马关条约签字前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戴旭所谓“晚清时期国家战略迷失,与此相应的军事变革更不得要领。当时最大的军事决策失误是配备重巡洋舰却不赋予其远程打击宿敌、驱逐外敌、夺取势力范围的战略任务”。不仅是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也是对今日国家战略的误导。
马克思说鸦片战争是“陈腐世界的代表”和“最现代社会代表”的决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晚清败于列强,是小农经济的没落封建王朝败于新兴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历史的必然,不是“双方战略能力直接导致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站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总结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历史上,无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荷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武运长久”的日本,还是新兴的霸权主义国家苏联和美国,靠战争征服起家,虽强盛一时,但无不走向衰落,日薄西山。普鲁士德国军事崛起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最终战败国破家亡。这是历史规律,是国家战略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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