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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神”的养成——毛泽东的伟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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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1 00:24:08 |显示全部楼层
  “男神”的养成——毛泽东的伟人之路
  林爱玥

  二〇一七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四十一周年。四十一年来,围绕毛泽东的争论不断,特别是近年来在网络上,争论更是有愈演愈烈之势。评价有褒有贬,世人对他有爱有恨,这正应了孔子那句话“乡人皆好之,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当公知咬牙切齿地咒骂毛泽东的时候,非但无损毛泽东的英名,相反更能衬托毛泽东的伟大。理由很简单,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当所有人都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很多时候只能说明这个人不过是一个无立场、无原则的老好人。在孔子看来,这种人不过是“德之贼”罢了。而毛泽东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一生爱恨分明,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也使得世人对他的评价走向两极,爱他的人爱得铭心刻骨,恨他的人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不管怎么说,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他的名字刻在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心里,还能有什么比这些更有说服力?你可以昧着良心对毛泽东说三道四,但改变不了毛泽东是民族英雄和共和国的伟人的事实,只要共和国还存在一天,毛泽东就永远都是伟大领袖。那么,“平凡”的毛泽东是如何成就他的伟人之路的呢?

  说毛泽东“平凡”,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小时候的毛泽东,除了表现出超凡的学习能力之外,也未见其他更特别的地方。如果要说特别,那就是志存高远吧,“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被同学们称为“毛奇”的毛泽东,打小便决定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个奇男子”。但是理想并不等于现实,无任何征兆年轻时候的毛泽东将会成为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思想是活跃的,也是不断发展的。今天有些人试图“借用”毛泽东某些时期说过的或真或假的一些只言片语来“证明”毛泽东也是所谓的“宪政”拥护者,其实这种人很可笑,也很可怜,只懂得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发展的问题。毛泽东的思想始终是在发展的、变化的,最后选择马列主义作为革命的真理,不过是毛泽东对之前的想法不断否定的结果。

  一九一〇年,十七岁的毛泽东曾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这应该是能够查找到的毛泽东最早就政治发表的观点。从这段话可以看出,17岁的毛泽东是英国、日本等国的“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

  但是,这种想法很快便被毛泽东自己推翻。一九一一年,十八岁的毛泽东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所以,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他在同学中带头剪掉了辫子,并在同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爆发后,积极响应,投笔从戎,加入长沙革命军——新军。

  但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毛泽东却觉得中国人并未得到期待中的“民主”,更谈不上什么民族独立,所谓的共和不过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另一种专制罢了。但是,由于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已经是年轻的毛泽东所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革命主张了,所以,直到一九一八年六月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以前,应该说毛泽东都是一个在政治上主张推翻君主制,赞成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民主主义者。

  改变发生在一九一八年下半年,毛泽东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并接触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这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持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正是在“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的影响下,年轻的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就是那种“无地主、无资本家、无寄生者、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虽然这样的“完美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但是年轻的毛泽东并没有轻易放弃,相反却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一九一九年四月,毛泽东回到长沙,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新村计划”。他把新村计划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发表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的《湖南教育月刊》上,他的新村计划的主张同他在《湘江社论》上提倡的“无血革命”如出一辙,差不多类似于“非暴力不合作”式的革命主张,但他的“幼稚”连蔡和森都看不下去了,直呼他的设想不过是“乌托邦”。

  毛泽东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不久再次被毛泽东自我否定,因为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冲击是巨大的,毛泽东如此评价五四运动:“异军突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向南,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动听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五四运动让毛泽东的世界观正式转向马克思主义。

  我们都知道,鲁迅在“呐喊”之前曾有相当长一段的“彷徨”时期。与鲁迅差不多,毛泽东也曾“彷徨”过。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先后经历了对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改良、无政府主义的希望和失望过程,最后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后,对于毛泽东来说,接下来就是寻求革命成功的方法。一些人揪着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放,并把这句话当作毛泽东“鼓吹暴力”的“明证”。这样的人如果不是真傻,那就是在装傻。大量的史料证明,毛泽东最初的主张是“温和革命”和“无血革命”,而不是“暴力革命”。毛泽东最初之所以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强权,在毛泽东看来是为了避免社会“起大扰乱”,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所以,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但是,毛泽东的“温和革命”主张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后来的“驱张运动”中,他充分见识了强权是不可能主动妥协的。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给向警予的信中说道:“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个“另辟”的“道路”发展到后来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正是这样从革命理论到革命方法上的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最终让毛泽东成为了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的“男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并非真理的天然拥有者,他的很多思想当时甚至都是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普遍真理,那都是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如果一定要说他比别人更高明,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他比别人尝试得更多,所以才能看得更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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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1 00:26:2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当年扛过81杠 于 2017-9-11 00:27 编辑

  “枪杆子里出政权”并非毛泽东的“发明”,而只不过是他的“发现”。熟悉历史的毛泽东早就看透了这一点,那就是古今中外政权的更迭的背后无一不是“枪杆子”。可能有人要举印度作为反例,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也取得了“成功”,但是,讲真,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要么是天生的软骨头。一方面,印度之所以取得独立,并非完全因为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因为当时还有其他人在领导武装斗争以争取印度独立。英国殖民者在无望继续殖民印度的前提下,选择了与甘地合作,毕竟甘地的“非暴力”是强权者和殖民者最希望看到的,也是能够最大化保障印度独立后英国在印利益的一个方案。所以,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能“成功”,不过是殖民者“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同时,“非暴力不合作”的前提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把“成功”寄希望于强者的“同情”之上。例如,甘地在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时曾表示,日本人要杀就让日本人杀好了,杀两亿中国人,日本人自然会杀得“麻木”了、“手软”了,最后总会“良心发现”的。试问,这样的奴隶心态怎么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呢?如今印度这个自封的“最大的民主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笑话,正是因为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使得印度从“根子”上就不正。说直白点可能会让很多“和平人士”感到不适,但事实如此,之所以印度从“根子”上就不正,就是因为印度在独立的过程中少了那么点“血”。

  就像很多传说中的上古神兵只能用血淬炼一样,一个国家民族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淬炼,同样很难成为强者。印度这点与中华民国类似。中华民国的政权继承自清政府,一纸逊位诏书虽然使得政权实现了“和平交接”,但也使得民国政府的腰始终直不起来,所以虽然清廷不在了,但中华大地上的“国中之国”外国租界还在,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的外国军队还在。然而,到了新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形,正因为新中国的红色政权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的,所以毛泽东才能够底气十足地说“别了,司徒雷登”,这才是真正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人大多总是愿意“以理服人”的,但是如果面对强盗的时候,还逆来顺受,那就是迂腐,结果也只能是自寻死路。我们可以回过头去设想一下,在那个“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的年代,如果当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选择“温和革命”的话,那么在国内外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毛泽东有多少头够砍?共产党人又有多少头够砍?一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仅杀害了大批的共产党党员,也杀害了大批国民党中的进步党员。据记载,在国民党的清党行动中,仅仅一年时间,国民党党员的人数即从一百二十一万骤降到二十二万。国民党对自己党员下手都如此狠,那就更不用说对共产党了。所以,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武装革命才是共产党人唯一的选择。正是有了这些,我们才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普世真理”。

  既然找到了革命的真理,又找到了正确的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成功也就是时间问题了。最终,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毛泽东以及中国人民取得了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工作重心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人总爱拿前三十年“穷”说事,前三十年“穷”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应该考虑的是比较对象,与现在比,前三十年当然是穷得不行了,但与解放前比较呢?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有极大的退步还是较大的进步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一穷二白”,在一辆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烂摊子上,毛泽东就算是神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扭转局面,有些事只能慢慢来。虽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困难重重,但毛泽东的性格就是那样,他是伟大的诗人,有着诗人特有的浪漫和豪情,“一穷二白”在他的眼里根本不叫事,不过恰好是一张能画出最美图案的白纸而已。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与他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相比,很多人都不太了解,甚至在某些人的污蔑下,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懂经济的“经济白痴”。但事实表明,毛泽东不仅是经济大师,而且还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经济大师。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并不单纯地局限在经济层面,毛泽东说“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类似于列宁的“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在毛泽东看来,经济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所以“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经济发展是政权巩固的根本,政权巩固是经济发展的保障,两者互为前提,从来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问题。要理解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就必须要先弄明白这一点。

  毛泽东是重视经济发展问题的。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一再强调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说:“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下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从毛泽东此类讲话可以看出,经济建设一直是毛泽东所关注的,也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是有一个宽松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深谙辩证法的毛泽东明白,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分清主次矛盾才能有的放矢,不强调经济建设与一味地只强调经济建设都是不可取的,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特别是在国内外环境还不允许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经济建设,不考虑现实政治问题,政权就不能巩固,政权不能巩固,到手的经济建设成果也很可能会失去。

  所以到了一九五六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用毛泽东当时的话说就是“阶级斗争已经基本过去”之后,毛泽东就开始着重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了。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赶不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到了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又提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关于经济的这一系列论述都表明毛泽东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视,也体现他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局面的迫切愿望,很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革命情怀为“大跃进”埋下了伏笔。“大跃进”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期间,由于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但是,虽然“大跃进”的结果证明“大跃进”错了,但是“大跃进”的思想是否也错了呢?如果没有“跃进思维”,就只能永远跟在英国、美国等国屁股后面亦步亦趋,那么就永远无法实现“超英赶美”。所以,就算无法真的“跃进”,但是否该有“跃进”的理想呢?

  就像王健林说的那样,“先设立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他一个亿”,但是王健林接下来也解释了,就算达不到也没关系,毕竟只是一个目标嘛。虽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但是并不妨碍有一个远大的目标。王健林有远大目标,所以他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年就挣八千万,应该说那个时候的“远大目标”与王健林后来能成为中国首富密不可分。一个人都如此,一个国家难道不应该如此?有人曾好心地辩解说“大跃进”只是号召,不是命令,但是,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共产党,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错”就“错”在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太有威望了,即便是一个号召,可能也比今天的很多命令都更好使。所以,“大跃进”的号召才会引发民众的狂热,因为民众坚信毛泽东总是对的,共产党总是对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什么错呢?难道慢悠悠地走进共产主义或是爬进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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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1 00:28:38 |显示全部楼层
  “大跃进”的悲剧并非源自“大跃进”的理想,而是源自脱离了共产党最根本的四个字:实事求是。脱离现实,定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肯定无法完成的情况下,那就只能弄虚作假,所以“浮夸风”也就不可避免。在看到“大跃进”的一系列问题后,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反五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及时纠正了“大跃进”的错误。

  发展经济无非开源节流。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而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增产节约”。也就是说,如果只知道闷头发展经济,而不注重节约,不注意处理经济发展中的腐败、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那么经济发展成果将无法保障。其实还是那句话,要发展经济,离不开政治,这就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灵魂:从来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

  总有些人说前三十年没有腐败,然而必须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刚建国那会儿,腐败现象同样很严重。例如,根据华东局的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一月间,华东各省市各级法院处理的贪污案件共计八千多件。另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统计,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个人贪污所造成的国家财产损失达人民币一千二百四十二亿元。这样的腐败状况虽然可能无法与今天相比,但也足够触目惊心的了。一旦有人腐败,那么势必就会有人开始浪费。新华社西南总分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一篇内部报道说:“西南贪污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十万斤。”与贪污、浪费相伴生的还有官僚主义,因为一个官员一旦贪污浪费了,就一定会滋生“当官做老爷”的心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自然就抛之脑后了。例如,据报道,东北某飞机场的场长在接到“飞机场被水淹”的报告后,甚至都懒得走出办公室做任何调查,而是直接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说“据报机场被水淹”。总之,用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无论城市乡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三反运动”。毛泽东对腐败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才会说“谁腐败我割谁的头,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三反运动”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揪出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蛀虫,并将刘、张二人枪决,从而挽救了两千个、两万个刘青山、张子善。有学者说,“一个‘三反运动’管了共产党三十年的纯洁”,因此,在反腐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借鉴毛泽东的反腐经验,学习伟人的治吏方针,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都说今天反腐困难重重,但当时反腐同样面临各种阻力,毛泽东的优势在于他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权威。毛泽东的“三反”决心已定,剩下的就是方法问题。为了使“三反”取得预期效果,毛泽东先定调子:如果有人“三反”不积极的,那么要么是他本身屁股底下不干净,要么就是官僚主义。这两顶大帽子一扣,谁还敢不认真?

  今天我们的反腐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但其实“打虎”并非今天首创,在“三反”中已经有过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了。但与今天“打虎”有所区别的是,当时对“老虎”是“定量”的,就是先给你个数额,然后让各地负责人“看着办”。例如,先给你一千个“老虎”的名额,你先打去吧。当然,如果没有达到预期“老虎”数量也没关系,只要负责人签字,保证他所负责的地方已经没“老虎”了,也能交差。但是一旦签字之后,马上上级复查,如果再查出“老虎”,签字的负责人先停职再说。在这样的“高压”之下,很难想象有人还敢不积极“打虎”,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但是由于“定量”,为了“凑数”,期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冤假错案,但是总体来说可控,并且事后也都予以平反。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共产党,绝不因噎废食,“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枉”,不能以害怕误伤一个好人的借口去放过一百个坏人,因为那一百个因此放过的坏人可能会去伤害一千个甚至一万个好人,而对于被误伤的好人,只要及时发现,及时给予平反,虽然可能对被误伤的那个好人不公平,但对人民事业的健康发展却有极大必要。

  说老实话,反腐反到这个份上,那些过去的贪官,现在的贪官不恨死毛泽东才怪,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这样的反腐根本就是完全不给贪官留活路的节奏。但是“三反”最终却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既达到了反腐的目的,也恩威并施,基本没有出现什么“后遗症”。例如,对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免于刑事处分,毛泽东觉得这样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在给陈毅的电报中,毛泽东说:“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对于李富春的处理贪污分子规定和追赃规定,毛泽东表示:“还要宽一点,富春说的还太严了。”这就是毛泽东,他并不是某些人污蔑的所谓“暴君”,相反,他始终注重团结大多数人。例如,对于那些小的贪污分子来说,本来被揪出来后,很多已经做好坐牢甚至杀头的准备了,然而,最后却竟然只有一个“警告”处分,在这样的“捉放曹”的经历之后,那些人还敢贪污?还敢不拼命工作?能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宽容感恩戴德?这就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就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完美结合的范例。

  “三反”运动的政治、社会、经济成果斐然。从经济层面来说,“三反”曾经为新中国开创了一个空前稳定祥和的社会新局面,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绝不是一句空话。“三反”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很少贪官污吏,基本杜绝了腐败,吸毒卖淫、乞丐流氓、抢劫偷盗等丑恶现象几乎绝迹……或许,这就是当时中国物质上虽然很贫穷,但老百姓精神上却很愉快的根本原因。所以,与改变中国的物质条件相比,毛泽东对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的改变的贡献更大。

  毛泽东是天生的赢家,更神奇的是,他手里差不多从来没有过好牌,却依然始终在赢。有学者说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是“苦难辉煌”,正应了那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事实也确实如此。建国前的步步惊心,建国后的筚路蓝缕,武装斗争只是从几杆枪起步,经济建设更是几乎从零起步,然而,短短几十年时间,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都居于世界重要地位的工业国,不服能行吗?这就好比“斗地主”,如果每把牌都大小王加四张2,除了傻子,恐怕谁都能赢;但是,如果每把牌都是既没有大小王,也一张2都没有的烂牌,却依然能够大杀四方,就真的只能用“神奇”来形容了。所以,也就难怪会有人把毛泽东“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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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但是,毛泽东也曾犯过“错误”,那就是他曾得罪过他得罪不起的人,以至于在他离世以后,一些人一提到他就咬牙切齿,那种丝毫不加掩饰的恨意,特别是某些人在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即便隔着屏幕,都能让人不寒而栗。那么到底是什么人让毛泽东得罪不起呢?答案就是那些酸腐文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酸腐文人——你得罪他两天,他能盯着你骂两年;你得罪他两个月,他能盯着你骂一辈子;再加上他们天生的表演天赋,一哭二闹三上吊,总让人觉得全天下最苦逼的就是他们这批人。所以,酸腐文人的名声向来不好,这些人的心思大多时候都是用在算计别人上的,他们心理变态的程度即便与慈禧那老娘们相比也不遑多让,他们就像慈禧说的那样,谁让她一天不痛快,她就要让谁一辈子不痛快。但是毛泽东还是犯了大忌,他居然敢不把那些知识分子高高捧起,居然敢让那些知识分子去住“牛棚”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居然要让他们这些本该“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低下头向他们眼里的泥腿子取经学习,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毛泽东“悲剧”了,他再罩得住,但无奈,他也有去见马克思的一天,所以,在他过世后,那些文人将心里的“憋屈”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甚至“持之以恒”地连着骂了他四十年,而且可以预见,这样的咒骂还将持续下去。但是,如果历史给毛泽东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我相信毛泽东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反右”!请注意,我这里讨论的不是“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反右”与“反右扩大化”是根本上相区别的两个概念。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毛泽东不惜“斗胆”去“太岁头上动土”,宁愿得罪“知识分子”也要坚持“反右”?

  毛泽东一直追求的都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本着“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愿望,毛泽东坚信所有人都会像他一样把心思都放在建设一个和谐强大的新中国身上,但是,现实让他这个愿望摔得粉碎。

  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是当时党内很多人对此并不理解,甚至害怕因此放出“毒草”甚至“毒蛇”。为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过,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事实证明,党内其他人的担心很有必要,例如在这一时期,民主人士章伯钧甚至主张实行“两院制”,政协可以变为“上议院”。

  这些虽然让毛泽东感到非常震惊,但他依然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形势的继续发展,让毛泽东开始反思自己是否TOO YOUNG TOO SIMPLE了,为此他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说,“对于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注意,这里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不能一味任由民主人士“批评”,而是开始考虑“反驳”了。毛泽东接下来还说:“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很多人据此认为毛泽东接下来的“党外整风”是“引蛇出洞”,但问题在于,如果本身不是蛇,又怎么会出洞呢?如果你本身就是毒蛇,将你引出洞再进行“消灭”,不恰恰说明了“引蛇出洞”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其实,对于毛泽东的“党外整风”,很多党内高层包括刘少奇等人都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毛泽东不信邪,他觉得“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的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即“共产党万岁”和“民主党派万岁”,但是毛泽东的真诚被本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党派的某些人狠狠辜负甚至背叛。

  毛泽东说到底是低估了某些人的野心和不要脸程度。有些人就是那样,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颜色就开始琢磨着开染坊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给脸不要脸。毛泽东最初对民主人士的包容被某些人认为“软弱可欺”,以至于当时一位在政府内担任部长的非党人士甚至说“尊敬的毛以为民主党派会很有礼貌有限度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实际情况是,那些民主人士可既没礼貌,更没限度。毛泽东本指望通过党外的批评能够改正共产党的缺点,促使共产党进步,但结果换来的却是某些人要推翻共产党。这就好比,你为失眠向别人请教治疗办法,谁知别人竟说,治疗失眠好办,跳楼、上吊、喝农药都可以永久性治疗失眠,这样的答案基本上等同于当时某些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

  有些网友觉得今天网上的一些公知提出的什么“宪政”、“去行政化”之类的说法很高大上,所以心甘情愿被他们忽悠瘸了接着买拐。其实,当下的公知不仅无德,最主要的是无知,他们这点小技俩几十年前他们的“公知前辈”就用过了。在毛泽东真诚地寄希望于“党外整风”的时候,换来的是有人公开要求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就是公知今天鼓吹的所谓的“民进国退”),甚至有人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你懂的,就是现在公知三句不离本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反右”已经不可避免,再不“反右”,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可能就真的要翻了天了。

  其实毛泽东本身作为一个集大成的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是抱有期望的,所以毛泽东才会说“(中国)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知识分子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的,要么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要么是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知识分子固然要有水平,但更要有立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买办文人和汉奸学者能够大行其道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基本离亡国也就不远了,前苏联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那些动辄说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无知无德无耻之徒,根本就不了解毛泽东。所谓“曲士不可语道”,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那丁点度量去揣摩毛泽东的心思,怎么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毛泽东向来看重知识分子,但他更看重的是知识分子的立场。他注重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同样注重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如果立场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如果有知识分子屁股坐歪了,脱离了人民群众,脱离了无产阶级立场,应该说,即便“迫害”,那也“迫害”得理直气壮。在毛泽东眼里,谁与人民为敌,他毛泽东就要与谁为敌,这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底线。至于他们是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在毛泽东的考虑范围,换句话说,别说是“知识分子”,就是天王老子,那也不行。这就是毛泽东,他不对“地富反坏右”狠,贫下中农就感受不到他的仁,他不让“地富反坏右”绝望,底层百姓就看不到希望。今天的一些公知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竟然用当时某些地主的“悲惨”来“证明”毛泽东的“不人道”。道理是明摆着的:那些地主当时“悲惨”就对了,如果共产党执政,依然任由地主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那老百姓要共产党干嘛?

  除了“反右”,还有一个让一些人盯着毛泽东不放的就是文革。文革的是是非非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我们可以回过头去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还是更差?我相信答案一定是前者。但是,话说回来,今天有些人就文革盯着毛泽东骂,本意倒未必是为了骂毛泽东,而是为了拐个弯骂共产党罢了。以我有限的见识和浅薄的理解来看,我至今尚未看到有哪怕一个骂毛泽东而不骂共产党的人。当然,这反过来也证明了毛泽东对于共产党的意义。公知也不都是傻子,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所以,为了否定毛泽东,他们可以抬高任何人,但对毛泽东则绝对不行,因为公知深知,只要否定了毛泽东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至于其他人,如果毛泽东都被否定了,到时候再否定其他人,还不手拿把攥?别看公知今天把某些人捧得高高的,但谁都知道,只要有需要,公知可以分分钟把那些人拉下来摔个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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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1 00:30:20 |显示全部楼层
  周恩来曾对哥穆尔卡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例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党如果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否应该采取措施来纠正错误,解决问题?文革并不是历史上现成的答案,而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次尝试,事实证明,他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回过头说,尝试失败了是否意味着当初就不该尝试呢?文革何尝不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是否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去苛责毛泽东?

  关于这一点,其实毛泽东自己就曾给出过答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毛泽东曾评价孙中山:“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与毛泽东大海一般的胸怀相比,今天的一些人对毛泽东的苛求是否显得境界、格局太低?

  要理解毛泽东,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不管正确与否,毛泽东的每一次尝试都是为了让中国能够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都是为了让中华民族不再受人欺凌,都是为了让中国人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只有在明确这个大前提后,去讨论某些“细节”才有意义。你总不能说毛泽东不管做多少贡献都是应该的,犯了点错误,哪怕再小也是十恶不赦,这不是心态问题,这根本就是人品问题。

  今天我们怀念毛泽东,并非发思古之幽情。回想一九七六年,那一年天塌地陷,九亿中国人伤心欲绝。但他们对毛泽东的那份生死相依的情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因为毛泽东曾给予了他们太多太多。毛泽东这一辈子,从没有亏欠任何人,如果一定要说亏欠的话,那他最亏欠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作为丈夫,他没能保护好他的结发妻子;作为父亲,他没能保护好他的儿子。虽说是伟大领袖,但也基本上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建国后,海外华侨好心送的几斤燕窝,他都一口舍不得吃,让工作人员拿去招待外宾用了;一双拖鞋穿了几十年,连身边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几次背着他偷偷把那破拖鞋扔垃圾箱,又给他找回去接着穿;最喜欢吃红烧肉,却一辈子连放开肚子吃一顿红烧肉都够呛。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你说他到底图个啥?就这么一个人,死后还被某些心理阴暗的无耻之徒追着骂了几十年,我都替他亏得慌。

  但是伟人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能够为了大我牺牲小我,能够为了大家牺牲小家,像毛泽东这样自我牺牲到极致的是当之无愧的“侠之大者”。回想一百年前的中国,短短的四十年间,两次首都被屠城,这样的惨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正因为如此,那时候的中国才更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杨开慧需要毛泽东,毛岸英需要毛泽东,但中国和中国人民更需要毛泽东。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中国才可以与过去的软弱可欺,与过去的四分五裂,与过去的积贫积弱挥手作别。如今,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一年了,今天的中国虽仍不完美,但大国地位已经无可撼动,但这一切并非上天赐予,而是毛泽东所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奋发、不断创造的结果。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作别杨开慧时,毛泽东以他所特有的诗人的浪漫将满腔柔情化作缠绵的诗句,曾经的毛泽东竟也是那么的儿女情长。但是,为了信仰,毛泽东毅然转身离开,或许,从长沙的那一次转身开始,毛泽东的名字就已经注定写入历史。伟人已去,唯伟人的思想长存。《圣斗士星矢》中要打破叹息之墙,就必须要借助太阳的光辉;同样,要推翻三座大山,砸碎禁锢中国人千百年的枷锁,离不开毛泽东这一轮红太阳,他的光芒能刺破这穹宇最黑暗的深处,他的光辉能融化这世间最冰冷的人情,他的心胸容纳宇宙万物,他的目光始终深情地注视着他的人民,他的目光那么明亮,那么深邃,那么温暖。

  酝酿此文时,几次忍不住落泪,乃至于痛哭失声,但真到了落笔成文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竟然表达不出原本想表达的情感之万一。几十年来,我去过很多地方,却从未去过北京,一方面是因为没合适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勇气,因为我知道,如果真到了北京,我最想去的只会是一个地方,我怕我真到了那里,我能见的时间太少,而我的眼泪却又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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