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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纳粹德国的“大西洋壁垒”:不合时宜的军事空间 [打印本页]

作者: 当年扛过81杠    时间: 2018-7-2 21:48
标题: 纳粹德国的“大西洋壁垒”:不合时宜的军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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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时宜的军事空间
  ■郑兴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以对战争的特别关注而闻名。在他出版于一九七五年的处女作《地堡考古学》(BUNKER ARCHEOLOGY)中,维利里奥考察了“二战”时期由纳米德国沿欧陆西海岸修建的著名防线——“大西洋壁垒”。这条防线绵延数千公里,设置了混凝土炮台等种种防御工事,曾号称是“不倒防线”,然而,它终究还是未能阻止盟军的登陆。那么,维利里奥为何要在“二战”结束后考察这条早已废弃的防线?这片战争残垣对他的思想历程,乃至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作者: 当年扛过81杠    时间: 2018-7-2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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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军事空间的转换

  讨论“大西洋壁垒”,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条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防线,何以不堪大用?从具体军事角度的回答当然已有很多,比如工程的完成度不高等等。维利里奥并没有纠缠于这些具体的战术战略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条防线根植于已然过时的空间哲学,其失败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维利里奥认为,关于战争,人们会谈论战争史,谈论战术,谈论死亡,却鲜有人深入探讨战争中的空间问题。战争首先应该被视为一个自有其特征的几何学空间。在古代的战争中,防御不是加速,而是减速——减缓敌人的速度,保护自己的安全。古代战争的准备就是城墙、碉堡和壁垒。无论是围墙还是壁垒,都是古代战争中组织空间的重要方式。人类社会就是在面对战争的种种威胁中,设法分配、运筹自己的地理空间,最早的人类城市就诞生于这一过程之中。

  壁垒,就是古代战争中空间哲学的典范表征。在冷兵器时代,它们确实发挥过作用,中国的长城即是一例。但是,在《地堡考古学》中,维利里奥指出,古老战争的空间哲学不合时宜了,因为战争中的速度越来越快,无论是各种运载工具的速度,还是各种武器的速度,都在不断攀升。速度其实意味着一种空间的相对关系,速度越快,穿透空间的能力也就越强大。战争的范围越来越大,所耗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整个人类的栖息地其实都处在不断地相对“缩减”的进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试图以“减速”为防御的指归,试图用“壁垒”的形式分割防御空间,难如登天。

  维利里奥的“竞速学”理论在此处已经初露端倪。他看到,是速度的演进,在空间组织方式的变更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他在另一本著作《速度与政治》中,更是赋予速度以本体论意义,速度不仅决定着军事领域,更是决定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决定历史的关键力量,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在马克思那里,是经济基础,而在维利里奥这里,是速度:从马车到火车到飞机的运输革命,是位移速度的提升;从书本到电视、电影、网络的传输革命,是信息传递速度的提升;从奴隶制、封建制再到民主制的政治革命,是政治组织速度的提升。

  除此之外,战争空间的维度也更为复杂了。在古代,战争的空间基本上是局限在陆地维度。工业革命以后,海洋的维度开始越发重要。随着飞机的发明,特别是“二战”以后,则宣告了天空的维度越发处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二战”以后,战争空间已然是陆地、海洋、天空三个维度。仅仅把握其中的一个维度,无法真正掌控战争空间。将防御的希望仅仅寄托在陆地的维度,另外两种空间却缺少相匹配的措施,也是不现实的。《地堡考古学》告诉我们:

  希特勒从来没有要征服空中的信念,他也从来对征服海洋没有信念,这是德国战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国空军从来没有赶上盟军的空中战略,尽管他们有着更为先进的飞机;德国海军有着更高质量的战舰,却在战争早期遭遇了挫折。这些都是一种军事空间哲学的结果,一种困缚于土地和地表的军阀哲学的结果,一种损害空中和海上的努力,却偏倚地面力量的武器生产政策的结果。

  如维利里奥所说,“军事空间正在经历一种激进的转换”,即便投入再多的混凝土和钢铁,安置再多的火炮,“大西洋壁垒”依然只是古老战争的空间哲学在借尸还魂。在现代战争的语境下,再坚固的壁垒所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其失败的命运从建造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

作者: 当年扛过81杠    时间: 2018-7-2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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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场即是知觉场”

  不过,问题可能还不止这么简单。

  要知道,在“二战”开始的时候,是德国人将“闪电战”运用到了极致,速度的重要他们难道不清楚吗?也是德国人,他们绕过曾经号称坚固无匹的“马其诺防线”,令法国人措手不及,他们难道不清楚类似的防线难堪大用?即便里程更长,工事更多,又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不还是重蹈覆辙?

  《地堡考古学》中更有意思的是,它指出,希特勒未必颟顸到完全依赖“大西洋壁垒”去保障防御,之所以还要建这一防线,是因为除了防御,它还别有用途。这可以归结为维利里奥的另一重要概念:“知觉后勤学”(LOGISTICS OF PERCEPTION)。

  维利里奥认为,战争的关键是“后勤”。传统的军事后勤当然指的是,战争组织者运用各种手段,使武器、物资和人员实现获取、调动与流通,以维持战事的持久保障。但是,维利里奥认为,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另一种“后勤”,亦即关于“知觉”(包括视觉、听觉、心理等层面)的后勤。每一场战争都是知觉的场域,战场首先就是“知觉场”。在战争中,除了物资、人员和武器的供应,“知觉”的供应也一样不可或缺。在视听层面,知觉供应就是要尽可能获取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信息,洞察敌我的方方面面,以在战场上占得先机,而“大西洋壁垒”则更多意味着一种心理层面的知觉供应。

  首先,这条防线提供给纳粹帝国的士兵和民众一种安全感。如此惊人的长度,如此巨量的投入,如此威武的炮台,加上戈培尔对这条防线大肆宣传,称之为“不倒防线”,德国的民众和士兵就算未必真的了解这条防线,在心理层面一定对它依赖有加。维利里奥写到,德国人在建造这条防线的时候,采取“大杂烩”手法,无所不用其极,将古往今来所有能用的防御手段,从最古老的木桩障碍,到最先进的电子手段,都倾其所有。用维利里奥的话说,在当时,“地堡成了一种神话”。既然是“神话”,就不必在事理层面计较其是否荒诞无稽,在当时,只是为了制造无懈可击、完美无缺的表象,为了制造一种正面的心理反馈——“我们的国界是不可穿透的。”

  在纳粹眼中,“大西洋壁垒”还能提供一种集体认同感,使整个纳粹德国更具凝聚力。一方面,它是防线,当然提供了安全感,但反过来说,如此浩大的防御工程,不正证明了,防线后的帝国正处于强敌环伺之下?当时的纳粹帝国,除了德国以外,还有不少其他地区、民族,语言、文化差异巨大,加上其他国家都是受侵略国,难有集体认同。那么,如何最大程度将这些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人力和物力有效动员起来,成了一个难题。但是,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当不同的人群面临着共同的生死存亡的危机,差异、敌意也许会暂时被搁置、忽略,油然而生一种集体认同。

  为了使这种知觉效果得到发挥,一方面,纳粹德国竭力抽调帝国内部各个地区的人力,将他们投入集体苦役之中,修建“大西洋壁垒”。另一方面,为配合这一工程,纳粹还在德国内部的平民之中人为制造恐惧感和危机感。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帝国官方“建议每户民众在自己后院里、庭院里挖堑壕,以保护自己的家人”。他们还用人工合成的方式,制作出各种带有毁灭性场景的照片,让民众观看。灾难被提前预想出来,“好像巴黎已经被摧毁一样”。这些手段,显然会“增加被占领民族的恐惧,使这样的恐惧超过被解放的希望”。当危机感和恐惧感无处不在,人们就被纳入到一个共同体之内。纳粹就是以这一方式,制造集体认同,试图以此激发出帝国最大的战斗力。

  一系列围绕着“大西洋壁垒”的种种举动,如同做戏一般,难怪维利里奥会说,“最后的要塞是一个剧场……透露出他们的戏剧效果,透露出他们所必要的、奇观性的一面”。纳粹所需要的就是这种主客浑融一体、共同参与的“奇观”。因此,“大西洋壁垒”到底能在多大层面上左右战局,不是纳粹关注的唯一维度,他们还需要让帝国官民一起“入戏”。这也正是直到“二战”尾声,防线工程依然没有停止的原因,因为“知觉后勤学”的需要,一直都存在着。

作者: 当年扛过81杠    时间: 2018-7-2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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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从“总体战争”到“纯粹战争”

  维利里奥开始考察“大西洋壁垒”的时候,“二战”早已结束,为什么他还要如此细致地考察这一残留的防线,单单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吗?而且,“二战”距离今天已过半个世纪,更是早已沧海桑田,因此,本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维利里奥对“大西洋壁垒”的考察,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还能有什么价值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维利里奥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结束。”

  维利里奥曾在《速度与政治》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总体战争”(TOTAL WAR)的诞生。国家将不再如以前那样,区分为“民用”与“军事”两个领域,指望军队和敌方在某个封闭的战场内捉对厮杀,而大部分民众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生产,两不相干,已再无可能。新形势下,整个国家的经济和人员都将动员起来,统一为战争目标服务,以便让国家的战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大西洋壁垒”的建造,就是举全国之力而造就的产物,正是这种“总体战争”的典范。

  当“总体战争”付诸实施,用维利里奥的话说,整个国家就被锻造成一个“军事—工业集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是一个工业为战争服务、军事和工业浑然一体的国家机器。“二战”结束后,“总体战争”结束了,大面积战事不存在了,但是,战争的内在逻辑还一以贯之,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着,“总体战争”已经演变为“纯粹战争”(PURE WAR)。“纯粹战争”是另一种形态的“战争”,它不再体现为具体的冲突(比如“二战”),也不再体现为具体的对立双方(比如东方和西方),而是定位于“军事—工业集合体”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早就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直至今天,都未改变。

  “纯粹战争”之所以存在,“军事—工业集合体”之所以能在世界大战结束后还延续,是因为,面临敌人的恐惧一直存在着,使得现代国家时刻不敢放松神经。在“二战”的时候,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和轴心国为敌;“二战”结束后,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为敌;冷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互抱敌意……但是,不管怎么“城头变幻大王旗”,恐惧永远存在,“军事—工业集合体”的步伐也就不会停止。现代国家其实一直都生存于战争的阴影之下,潜在的灭绝和杀戮从来都若隐若现。

  《地堡考古学》还为我们刻画出两种“军事逻辑”的对立。它告诉我们,“军事—工业集合体”将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它们害怕战争的耗时越拉越长,所以,它们需要发展各种技术,去使战争时间不断缩短。缩减战争时间,是现代资本主义“军事—工业集合体”的主导性军事逻辑,它所主要针对(也即最恐惧)的是所谓“落后国家”的另一种军事逻辑:持久战。后一种军事逻辑对现代“军事—工业集合体”的威胁将会一直存在。“黑鹰坠落”随时可能再度发生。所以,现代“军事—工业集合体”会不停地鼓吹所谓零伤亡战争、鼓吹快速战争,就是为了制造“战争无害”的错觉,试图使战争趋向合法化,那么,为战争而竭力发展军事技术也可因此而被合法化。

  维利里奥还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军事—工业集合体”宰制之下,现代科学技术必然会被带入歧途。科技进步曾经更多是“民事”意义上的,使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质的改进,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工业集合体”的逻辑主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经济、工业的发展虽然披上了“科技进步”“文化发展”的温情外衣,其实,主要还是为“军事”服务,为“缩减战争时间”服务。“民事”的福祉并不因为这些经济、技术的发展增进多少。就像维利里奥所说的,“战争在科学中运作……每一件事都在败坏科学的领域”。

  可以看到,维利里奥之所以在“二战”结束后还关注废弃的“大西洋壁垒”,是因为他从这一防线中看到了自“总体战争”到“纯粹战争”的演进,贯穿其中的是“军事—工业集合体”逻辑,这一逻辑至今仍未改变。今天的我们依然处于“纯粹战争”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二战’并未结束”并不是维利里奥的危言耸听,也正因此,《地堡考古学》对今天的我们依然启发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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